中国史纲第2228讲-近君有话
第22讲 大宋，和平换来的高度发展
22上一讲，我们讲了幽云十六州是如何割让给大辽的，以及大辽因此发生的一系列深层转变。
这一讲，我们重点来看看北宋。
大宋并不积贫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无法收复幽云十六州，常常被视作是大宋“积贫积弱”的象征。
大宋是否“积弱”，这个话题先放一边。但是要说“积贫”，那绝对是对大宋的污蔑。
实际上，北宋不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技术层面，都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应该是古代中国最自由、开放、富足的时代了。
可能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大宋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发展，前提恰好是大辽占据着幽云十六州。
虽然宋朝人对这片北方的土地如鲠在喉，但它却是大宋之所以成为大宋的生命线。这一讲咱们就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公元960年，赵匡胤篡夺了五代时期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皇位，建立了大宋。
从后周末代皇帝开始，再加上宋代头两位皇帝赵匡胤、赵光义，都心心念念地想要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始终没有成功，有两次可以说是功败垂成。
不过大宋倒是完成了后周没有完成的工作，把中原其他地方给统一了。
虽然北方失地没有收回来，但大宋却发展起极为繁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繁荣发展的经济
先看看大宋在经济上是如何富裕的，跟大唐对比下更能看清楚李蕙敏。
在大唐的时候，城市里的小商小贩是不能随便摆摊、开门店的，而是要依照政
府的规定，在被四面墙围起来的“坊”里面活动。
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贸易肯定是受到抑制的，社会自由度不会太大，人们也不能随便迁徙。
你可能看那些气象万千的唐诗，以为唐朝高度自由，实际上那主要是属于豪族的生活，民间的生活是受控制的。
到了大宋，“坊”这种制度被取消了，老百姓的迁徙也变得自由了，人们可以随便摆摊做生意，挑着炊饼到处走。
这意味着朝廷不再对社会进行紧密控制，民间贸易一下变得极为发达，老百姓也变得非常富裕。武大郎光靠卖炊饼，就能住着二层小楼，还能养活一个全职太太。
古代中国长期地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地位非常低，宋朝是唯一一个不长期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们也不以经商为耻。
看宋朝人写的书，就见到过里面说，如果考不上科举，就经商去，能发财的话，也不算 辱没门楣。
宋朝还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工商业税收和关税收入成为政府财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这在古代王朝中是独一份，其他王朝主要都是依靠农业税的。
宋代发达的经济催生了繁荣的第三产业。各种酒馆、戏楼、杂货铺，非常之多。
经济当中也形成了很深入的分工。社会中有养鱼的，就分出来专门培育鱼苗的行业；有养花的，就分化出来专门培育花苗的行业。
这些鱼、花之类的，都得是生活悠闲，有了闲情逸致的人才会去消费。当时最大的消费群体并不是达官贵人，而是平民百姓，可见当时的民间社会有多繁荣。
各种新行业的出现，也就在社会中催生出大量的工匠。工匠们规模大了，又发展起行会制度，形成一种发达的民间社会自治。
宋朝的海外贸易规模巨大，于是大宋的铜钱大量流向海外，竟然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岛丝丝格格动画片全集，整个环中国海的庞大货币共同体。
货币大量外流，大宋的货币就不够用了，于是又发行了各种纸币，以及用食盐做担保的信用票据等等。这些票据都可以作为交易工具流通，提供流动性，市场经济因此很繁荣。
更牛的是，这些票据甚至还发展出了二级市场。在北宋时期的开封，有100多家获得了官方许可的商号在交易这些票据，通常还会有一个溢价。
一千年前的这种繁荣，在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再来看看文化层面，宋代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儒学在东汉时代曾经发展到非常精致的程度，但是在前面曾经说过，汉末天下大乱，好多人就不再信奉儒家这一套了，开始谈玄论道。
再加上佛教的大规模传入，这是个一点都不比儒家差的、完整的宇宙观世界观体系，儒家就更加萎靡不振了。
到了宋朝，出现一批大儒，把儒家、佛家、道家给进行了有效的综合。儒家一下子发展到一个新高度，重新确定了中国的思想方向。向后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对外则决定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儒家文化地区的思想气质。
宋词的发展，其文化高度就不用多说了。要多说一下的是，词这种文学形式，最初是作为歌舞伎唱的小曲出现的。最后能发展为一种伟大的文学形式，一定是以一种高度发达的民间社会和市民文化为前提的。从这一点也能推想宋朝民间的发达和富裕程度。
技术广泛应用
在技术层面，宋代的航海、造船、医药、工程、农艺等等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大发明当中一半多都是宋代以前出现的，但它们全都是到了宋朝才获得广泛应用的。
任何一种技术发明，要想能够获得广泛应用，一定得以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为前提。宋代发达的民间社会经济，刚好就提供了这个庞大的市场。
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大宋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富裕，而又进步、开放，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它拥有中国古代最高的社会自由度。
换句话说，就是朝廷对社会的压制力是很小的，这样民间的创造力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大宋朝廷对于社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
如此之弱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对内倒是自由了，对外安全上怎么办呢？
其实也好办，只要有钱，花点钱就解决了。只要对内足够自由，就能足够有钱。也就是说，大宋是把各种军事问题都转化成了财政问题。
实际上，这套打法首先是用在大宋内部的。
你一定听说过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请高级将领们喝酒，在酒宴上故意感慨，说不知道哪天又会有别人被麾下士兵拥立为皇帝，黄袍加身。
将领们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回家后纷纷交出兵权，赵匡胤则给了他们大笔的金钱田宅。君臣相安无事，北宋成了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功臣的朝代。这就是大宋对内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对外，大宋通过提供岁币向大辽购买和平，相当于帝国对外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这套打法对外能奏效，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有一个能够长期做交易的对手，财政方案才能执行。
如果对手总是没几天就死了，那就任何财政方案都没法落实了。幽云十六州的重要性于是浮现出来了。
我们上一讲刚说过，幽云十六州让大辽帝国有了长寿的基础，大宋能长期做交易的对手就有了。
草原上还有时不时冒出来的无序的游牧部落，大辽会定期地到草原上扫荡一番，消灭这些可能构成威胁的部落。
大辽本来就有草原的一面，做这种事情驾轻就熟。这反过来让大宋不用再头疼什么草原部落的问题。
在大辽那边，因为有了幽云十六州，又有了大宋的岁币，已经有效地解决了自己的财政和治理问题，也就没有多大兴趣南侵。
因此，在1004年的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未曾发生战争。
如果大辽是个短命帝国，大宋必将面临草原上各种无序力量的冲击。那么大宋的选择就很有限了。或者会更早地亡国，或者要想不亡国，就得像后来的大明一样，对社会进行高度控制，以便确保国家的动员力，应对北方的威胁。
对社会严厉控制，就不会发展起富裕的社会和优雅的文化。因为那都是基于和平与雍容的环境才能出现的。
从这个角度看，被割走的幽云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头之病，但实际上是其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进入大宋，中国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经济、社会、文化都高度发达。所有这一切的发达、繁荣，都以政府对社会的压制比较轻，社会拥有一种和平雍容的环境为前提。
之所以大宋能够拥有这种环境，在于北边的大辽是个长寿的草原帝国，大宋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对手方，可以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因此，幽云十六州是大宋的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从后世的视角来看，中原帝国选择与草原帝国合作，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是个最低成本的选项。
中原帝国由此不面临外部威胁，不需要强大的动员与控制机制，于是其社会层面有着高度的活力。后世拒绝以财政方案解决军事问题的大明，与大宋正好构成鲜明对照。
但是当时的人却未必都这么想，很多宋朝人也感觉还是要富国强兵，才能扬眉吐气。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而另一位伟大的人物司马光，则因此成了王安石的政敌。他们的争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那他们究竟是在争什么呢？这会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第23讲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争什么
23这一讲来说一下北宋年间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就是王安石变法。
说王安石变法里面一个主角肯定就是王安石，但还有另一个主角，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砸缸的那位——司马光。
这两位都是宋代的名臣，但是在变法这个事儿上针锋相对，成为最大的政敌。
那他们两个究竟是在争什么呢？简单说来一句话，是在争究竟怎样才算一种好的政治。
两个人肯定是都想要好的政治，问题是他们俩对于什么叫好，标准不一样。
王安石认为如何才是好的政治呢？是勇敢去创新，守旧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但是司马光就不这么认为了，他说： 假如你连传统都不尊重，那你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不拘小节的王安石
王安石这个人超级不拘小节，有一个特别好玩儿的小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一个朋友请他吃饭，然后饭后就跟王安石的老婆说，我终于知道你们家老王爱吃什么了。前几天吃饭，他把一盘鹿肉给吃得精光，一点儿没剩。
王夫人听了就笑了，你是不是把这鹿肉放在他眼前了，等下次吃饭的时候你换盘菜试试。果然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王安石就把他面前的一盘菜给吃得一点儿不剩，而旁边放着的鹿肉看都没看一眼。
从这个故事能看出什么呢？王安石这个人超级不拘小节，他只关心自己内心真正关注的大事，其他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那王安石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变法。
为什么要变法呀？因为大宋咱们上一讲说过虽然不积贫，但是它积弱。它面对大辽、面对西夏的时候始终国力不振，王安石就想我一定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状况。
北宋到了王安石所在的时代，已经统治了有快一百年了。由于一些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就形成了大量的冗兵冗官，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对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你不能改革的话，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虽然咱们在上一讲里面说过，由于有了幽云十六州，大辽就成了大宋的保护伞。但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家，你不可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面，你肯定还是觉得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更保险一些。
那么，王安石觉得真正的大事是什么？必须要经邦济民，要变法，这才是值得大丈夫追求的事业，其他的事儿都是鸡毛蒜皮。
王安石推行新法
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开始了变法。他虽然有着一腔的报国热情，变法的效果却一点都不好。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他推行的几个新法。
首先，军事方面有一个叫做保甲法。把乡村的百姓十家一组编成一个兵民一体的结构，每家里面要是有两个男丁以上的就要抽一个人出来，农闲的时候军训。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可以节约养兵的费用，这是军事方面的法律。
其次，经济方面的法律——青苗法。规定到了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由官府给百姓贷款，收取比较低的利息。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个利息不低，但是比那时民间的高利贷要低很多，用这个办法来缓解民间资本不足的困境，减轻百姓的压力。
还有一个法叫做市易法，就是在开封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负责在产品滞销的时候政府收购。在产品短缺的时候再卖出，用来平衡市场。
还有人事方面的法律，他颁布了一个叫做贡举法，就是要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在考试的时候不再考那些经典了，而是要考经世致用的学问。
刚开始看上去，你会觉得这法令不错，既能够节省军事的开支，又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能筛选出真正能干事的人。
所以王安石曾经夸口，说这套新法要是一旦能够施行，那朝廷根本不用向百姓加税，照样能让国库充实起来。但是等他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新法推行失败
咱们先说这个保甲法。保甲法是把老百姓都给编成兵民一体的组织结构，王安石设计这个法令的时候，是有着非常高大上考虑的，要复周礼，但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呢？最初的周礼实际上顺应的就是一个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把这个社会结构整合一下就成了周礼了。
宇文泰在统治北周的时候，北周是有这么一种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所以宇文泰复周礼是能够成功的，但到北宋不一样了。
前面讲过，到了北宋中国历史就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了，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早就没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王安石要搞的保甲法，就不是顺应现成的社会结构做出的一种整合，而是要把现成的社会结构给彻底打乱，重搞一个。你说老百姓能受得了吗？
比如经济方面的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新法你初看上去是想要帮助老百姓获得更好的融资机制，以便刺激市场的经济流通，让朝廷获得更好的财政基础。
但是这些法律要想能够有效实行的话，一定得有比较清楚的现代法律基础，市场才能自动运转起来，才能足够流畅。 问题是这些法律基础在当时根本就没有。
那结果怎样了？这些法律运转起来就是当官的胡乱调配，甚至强迫老百姓必须得贷款，老百姓肯定更受不了了。
当然了咱们也得客观点评价，在王安石那时候，他是不可能想明白这些前提条件的，咱们这是事后诸葛亮能够说明白。所以，王安石不可能想得到这些新法在运转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现实是，新法的运转确实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于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很多人批评王安石。说这新法完全是胡闹，一定会把国家搞坏，而这些人出来一通骂之后，皇上就开始犹豫了。
王安石不管不顾的个性马上就起来了，他充满豪气地说了一段特别有名的话——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什么意思？天灾、人们的非议、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用怕，只要你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要排除所有这些外部的干扰。
司马光这帮人已经忍了王安石很久，早就很不满了。等到王安石啥都不用怕的说法一出来，舆论更是一片哗然安胃片，对王安石又是一顿猛批。
王安石也火了，马上就把司马光这一派的人陆陆续续都赶出朝廷，贬到地方去了。司马光本人级别太高了，没法贬到地方去，于是就哄到洛阳，让他赋闲。
当然这个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也不是坏事，司马光就是在洛阳赋闲的这段时间写出了《资治通鉴》。
政治原则之争
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安石和司马光究竟争的是什么？他们争的实际上是一种最根本的政治原则。
在王安石看来旧法早就不行了，要行的话，不至于被西夏这种小破国家给欺负了。这些新法对国家好处颇多，就算有一点瑕疵，你们也应该帮我改进，而不是劈头就骂。
在司马光看来不是这样，他说老王你那能叫瑕疵吗？这完全证明了你那根本就是胡闹，你要想治国首先得老成持重，不能依照一些异想天开的念头把天下搅得不安宁。老王，你得知道要是把秩序搅乱很容易，但是要想恢复起来可就难了。到时候遭殃的是谁，还不是老百姓吗？
王安石一听，火更大了，啥叫异想天开的念头啊？没看我那新法是复周礼吗？你再老成持重，你还能老得过周礼去？既然你们这帮家伙不愿意帮忙，还拖后腿，我不用你们行吗？我就用新人。于是王安石的那套人事改革方案就派上用场了。
但问题是双方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道德感比较强的人肯定就不愿意跟王安石混了。因为王安石这个人个性确实太奇葩，的确是不大容易合作。再加上他以复周礼的名义连祖宗之法都可以不要了，那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君子不会来的，各种能力很强但是心术不正，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就被王安石提拔起来了。
当然，王安石本人是非常重视道德的。王安石曾经点评战国时期很有名的齐国的孟尝君，他说世人全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收拢天下的人心，各种人才全都愿意为他所用，鸡鸣狗盗之徒他也都能用起来。
王安石非常看不上，他说就凭齐国那么强大，要真能得到一个人才，绝对就能压制住秦国称霸，你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吗？正是因为孟尝君门下有一堆鸡鸣狗盗之徒，所以真正的人才才不来。
王安石想得当然是非常清楚了，但是这种话说起来很容易，真干起来就不一定那么回事了。肯为王安石所用的人，我给你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你就知道都是什么货色了。
这个例子是谁？蔡京，就是《水浒传》里面那个有名的大奸臣蔡太师。蔡京这种人确实不管祖宗之法，而且特别能忽悠饭统网，他把宋徽宗一通忽悠。于是北宋的政治水准就越来越差劲，最终就亡国了。
那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咱就能看出，司马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祖宗之法了。
北宋已经进入到平民社会了，那么在更早的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里，实际上社会本身对于皇上的制衡能力非常强。 但是到了平民社会，社会里对皇上的制衡能力就越来越小了，传统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还能够用来制衡皇上的东西了。
那传统是什么呢？祖宗之法。如果皇上对祖宗之法都没有敬畏了，那问题就大了。官僚本身是皇上意志的延伸，如果祖宗之法可以随便就被突破，蔡京这种人就会以皇上之名干各种坏事。
但是咱们在前面也说过，王安石变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宋过去的一系列做法真是不行了，必须得变，老路根本维持不下去。
司马光所强调的祖宗之法就是这条老路，确实能够对皇上和官僚给构成约束，但问题是现实面对着一大堆问题，这怎么办？司马光能解决吗？
大宋在这种时候就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境地，既需要王安石的改革，也需要司马光的稳健，但却很难找到这两种政策的均衡点。
所以到了力挺王安石的宋神宗去世之后，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就随着皇位的变迁而多次的此起彼伏，这两个党就开始了非常激烈的党争。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还活着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是君子，所以他们虽然有党争，但是不会失去君子之风。
他们的后继者就不一样了，都是一些烂人。所以到后来的争夺水准就越来越烂，再也没有人从天下情怀这种大格局出发，堕落为纯粹私人的争权夺利。
大宋的结局
到了北宋后期的这几十年里，就沦落到了越来越烂的政治水准里面。大臣和皇上们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以至于到了北方出现剧变的时候，大宋一方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新的格局，居然觉得大辽是自己的敌人，要跟新兴的女真人合作。
大宋根本就没想过大辽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女真是一个新兴的蛮族，要是打败了大辽的话，怎么来对付女真？而且女真是没有接受中原文化的，一定会对付大宋，到时候怎么办？大宋根本就没想这事。
且把这些放一边， 另一方面大宋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担当，和女真人达成了一个联盟的条约，要联盟联手来打败大辽。但是达成这个条约之后，大宋不停地占小便宜，被女真人揭露之后又百般地遮掩。
举个例子，比如双方都约定了不许从对方占领的地盘招降纳叛。那么大金把大辽的土地占领了之后，上面有一些还是汉人，所以大宋就偷偷鼓励那些土地上一些原来是大辽将领的汉人来投降自己。
但是等到真的有将领从那边投降过来了，大宋肯定是违约，金国就来找大宋算账，大宋矢口否认。大金不干了，把证据拿出来，大宋傻眼了。于是，就只能从军营里面找一个和前来投降的那个人长得很像的人杀掉，然后把头颅给大金送过去。
大金一看不对劲，是假的，于是大宋就不得不再把那个真的将领再杀掉，再送过去。可是这么搞来搞去，你觉得大金还能信任大宋吗？
另一方面，那些来投降大宋的辽国汉人将领，他还能信任大宋吗？所以等到宋、金再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人很容易就投降大金了。
类似于这种低劣的政治行径，在大宋跟大金打交道的时候太多了，各种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最终也就导致了极为屈辱的靖康之变。差不多可以说北宋被大金灭亡几乎是咎由自取的。
朱熹评价靖康之变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大儒叫做朱熹。他评论靖康之变这段历史，特别的愤慨，痛斥说：
“你看看宋徽宗那一朝有一件事做的是对的吗？古代大国的君主就算再差，总还是有一两件大事能做对，就算这样都免不了要亡国。可是宋徽宗那会儿，连一件小事都没做对过，就算没有女真人南下，这国家也别想能搞好。女真人是一帮夷狄，他们和咱们签约了说话还能算数，咱们却反反复复地违约，能不把女真人惹毛了吗？”
朱熹不是小人物，他集宋代儒学之大成者，他的学说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儒家世界，一直到清朝末年。可以说从他往后一直到清末，东亚世界的精神秩序是由朱熹所决定的。你就可以想见，如此之伟大的大儒，他来批评北宋末年政治的时候，是多么的痛彻心扉。
但是如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后继者不是如此低劣，大宋的变法是否有机会成功呢？朱熹认为还是没戏。
他说在大宋全盛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忠臣良将，但是面对内政外交的各种困境还是没办法，只能挺着。到了后来变法闹到党争一起来，天下就没法不乱了。
上一讲里我们说，大宋的富裕繁荣主要是在民间社会，而这种富裕繁荣得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障才可持续。
但是大宋在政治上有一种先天的困境，导致到了北宋的后期进退为难。往前进的话，那就是王安石的路数，但是他的后继者什么人呢？多半都是蔡京这种人。
往后退的话，就是司马光的路数，但是内政外交上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怎么办？
只能是最终被女真人灭国了。
女真人灭亡了北宋，成为了此后东亚大陆的头号强国，南宋甚至一度要对女真称臣，奉大金的正朔。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讲了北宋重要的一段历史——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在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上产生了分歧，王安石要求创新，而司马光则提倡尊重传统。
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开始了非常激烈的党争。最后导致北宋的政治水准越来越差，最终被金国灭亡。
但是看大金历史，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它的政治秩序在它立国之后不长时间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而这个变化跟金太宗有一次被打屁股相关。
更深远的衍生后果是什么呢？——蒙古的崛起。这背后有特别有意思的历史逻辑，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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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讲 金太宗挨板子，促成蒙古崛起
24这一讲咱们来说一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朝，看一下金朝的一个童年阴影是如何让金朝最终亡国的。
这个童年阴影是跟金朝的第二位君主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相关。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大辽还没有被完全灭掉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到后来彻底
灭掉大辽和北宋的是金太祖的弟弟金太宗起风了主题曲。
可以说金朝是太祖和太宗这两个兄弟联合开国的，金太宗好歹也能算半个开国皇帝。
但是金太宗却曾经被大臣们拉下龙椅来打了一顿屁股，这个事情对后续的皇帝们来说肯定算是帝国的一个童年阴影。
这个童年阴影是如何给蒙古的崛起造成了历史机会呢？这跟咱们讲过的中原和草原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相关。
金国的童年阴影
咱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金太宗会被大臣们打屁股，这个事儿还是跟他大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留下的一个规矩有关。
金太祖当年在起兵的时候，那会儿的女真人可是非常的贫穷落后，回想一下咱们前面讲过的组建政权所需要的财政逻辑，你就能知道金太祖手下的那些重臣肯定不是乖乖听话的臣子，而是一群军事贵族合伙人。
因为皇上家里也没余粮，他没钱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些贵族。既然是要共举大事，太祖就跟重臣们定下一个誓约：国库里所有的财物除非是打仗才可以用，平时任何人要是敢随意乱动用这些财物，不管是谁都要杖责二十，也就是说要打二十大板。
这个时期，金国的皇上家真是没有余粮。
举一个例子，北宋末年，宋徽宗曾经派了一个使臣走海路，躲开大辽跑到女真人的地盘上和他们结盟。
这个宋朝使者到了金国人的地盘上一看，这叫什么皇城啊？宫墙就是用榆树、柳树什么编成的篱笆墙，而旁边好多篱笆、女人和狗，放猪赶羊的老百姓就在这皇城的院子里面随随便便出入。
皇宫也就是一个简单的房子，皇上跟皇后这两口子并排往土炕上一坐，旁边有一个贵妃忙前忙后招待客人。
金太祖还得跟使者解释：您别见笑，我们这儿自古就这风俗，这房子冬暖夏凉，非常好，我们不用劳动百姓盖宫殿了。
金太祖本人他和手下的大臣们虽然是有君臣的名分，但是他们关系跟亲密战友差不多，经常勾肩搭背，一块儿喝酒、摔跤、泡澡，什么都干，没有任何的尊卑上下之分。
而且他们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也都是高度平等的，一旦事情说定了马上严格执行，赏罚分明。
所以朱熹也曾经感叹，说金国赏罚如此之分明，那肯定能成大事儿。
到了金太宗刚上台的时候，他也严格地遵守了太祖和大臣们的约定，对国库绝对不敢乱动。但是这个扛不住时间长，日子长了之后，太宗的心思就开始活动了。
有一天这哥们儿终于扛不住了，他就偷偷地打开了国库，抓了一把财物，拿出来就跑了，出去换酒喝了。
很快，国库里面东西没了，丞相清点国库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马上丞相就告诉了宗室的一个重臣，叫做完颜宗翰。
宗翰听了之后很快就调查清楚，这是皇上干的，他毫不客气，跟其他重臣执行了太祖的誓约，把太宗从龙椅上给揪下来，结结实实地打了二十大板，打完之后再把他请回到龙椅，然后跪下磕头请罪。
打都打完了，太宗还能说啥呀？太宗只能喝完压惊酒说，爱卿们果然是栋梁之材，恕你们无罪吧。
太宗说是这么说，但心里肯定窝囊的很，肯定心里会有阴影，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被大臣打屁股的皇上。
金国的汉化
在太祖的时候皇上家里没余粮，手上没钱，他只能靠着跟重臣们平等相待，生死与共，才有可能带来凝聚力和战斗力。
但是太宗的时候可再也不是那种没钱的状态了。后来还有一位宋朝使臣，也有过记载，这位使臣比上一位出使的时候晚了三年，这会儿大辽是刚刚覆灭，而大金还没有来得及进攻大宋。但是大金已经从大辽掠夺到了大量的财富，这帮兄弟就开始奢侈了。
于是这位宋朝使臣来到了金朝的首都上京，就在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县。金朝人在这里修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皇宫，宫廷里也都变得特别复杂。
他们御膳的时候吃的菜也都还是很粗糙的东北菜，皇上跟大臣们一块吃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但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地讲排场，各种奢靡。太祖时期的俭朴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有了这么大的财富之后，皇上手里也终于有办法来控制那些重臣了。太宗还是开国的皇帝，所以他对开国的各种艰难他还是有历史记忆的，他本能的还会服从当年的誓约。
但是不能指望后面的皇上仍然重视那个誓约，更何况太宗就是因为重视这个誓约屁股就开花儿了，后面的皇上一想到这个肯定会有更大的动力要去控制群臣。
所以从继承了太宗皇位的皇上金熙宗开始，大金就迅速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对皇上来说，汉化一举N得。
首先可以很有效地统治从北宋抢过来的庞大的中原领土和大规模的汉族人口。你假如完全不肯接受这种汉化的话，你没法统治他们。
但在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皇上想要改变跟那些军事贵族的合伙人关系了，怎么样能改变呢？
只要你汉化了，你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用这套官僚系统就能够把贵族、重臣，把他们都给压制住，建立起一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秩序。
你再也甭想跟皇帝勾肩搭背，一块儿喝酒、摔跤、洗澡、光屁股了，皇上到了这会儿就可以一言九鼎。
这种权力的诱惑绝对没法抗拒，更何况还有那种皇上被打屁股的童年阴影给助攻一下。
所以咱们在史书里面就能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按照史书的记载，金熙宗以及金熙宗之后的皇上海陵王，这两人都是特别残忍的暴君。
但史书里面还记载他们对百姓都还不错，尤其是海陵王特别照顾百姓。按说暴君就不应该亲民，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暴君如此亲民？这很矛盾。
很简单，这俩暴君，为啥他们被叫做暴君？就是因为他们要压制贵族。而历史是谁写的呢？历史是贵族写的，贵族写历史，你又在压制我，当然你就是暴君了。
反过来对这俩皇上来说，为了能够有效地压制贵族，他就得在贵族之外去找支持力量，去哪儿找呢？老百姓，所以他们对老百姓都还不错。
海陵王完颜亮之所以比金熙宗对老百姓还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金熙宗上台是合法继位的，他有正当性，而海陵王是刺杀了金熙宗上台的，他正当性非常之不足。
所以对这俩人说都得到贵族之外去寻找支持力量，但是紧迫程度不一样，海陵王的紧迫程度更高，所以他在政策上会更加地向老百姓倾斜。
那为啥这个皇上叫海陵王，而不是正经的皇帝谥号呢？因为这哥们儿他也是被人给推翻的。
而且由于他的皇位来的不正，所以在他被推翻之后皇帝的称号就被剥夺了，只保留了他当皇上之前的称号，叫海陵王。
金国迁都
海陵王虽然他的皇帝称号被剥夺了，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儿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什么事儿呢？迁都，把大金的首都从今天的黑龙江一带给迁到了北京。
回想一下咱们前面讲过好几位皇上都迁过都，北魏的孝文帝迁都、隋炀帝迁都、武则天迁都，回想一下这帮兄弟，海陵王迁都的意图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是什么呢？远离军事贵族的大本营。只要远离了这个大本营，就能够有利于皇上极权，那皇上当起来多痛快。
不仅如此，海陵王的皇位不正，他必须得建立更大的功绩才能让群臣服气，怎样才能建立更大功绩？一统天下。
所以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还不够，他还想要进一步的迁都，要迁都到开封，而且要发兵南下，要灭掉南宋，一统天下。
一旦到了那一步，他就名正言顺天下控主，丰功伟业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金太祖、金太宗，群臣就没人敢再多说话了。
海陵王一想到这个伟大理想夜不能寐，所以这哥们儿还专门写过一首诗，要歌颂他这个伟大理想，后面两句叫做“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但是没想到，就是在他要南下灭宋，打到了长江边上的时候，他离军事贵族的大本营太远了，后院就起火了。
贵族们发动了政变，推举了驻扎在今天辽宁地区的另一位宗室登基，这个人就是后来被人们尊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
但是你别以为金世宗是贵族们推举出来替代海陵王，他就愿意被贵族们控制了，不是的。他马上继承了海陵王的重要政策——定都北京。
贵族们不是这么想的，贵族们把金世宗一推举出来，马上就跟他说要还都到黑龙江，金世宗说不行，还是得定都北京。而贵族最后也没辙，真就定都北京了。
从这里面能够看出什么呢？经过金熙宗跟海陵王的两代统治，贵族们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尤其是在海陵王统治的时候，他大肆地屠杀宗室的贵族。
这些贵族能够约束皇上的能力已经大幅下降了，那么皇上和贵族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力量均衡。所以金世宗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不怕被人打屁股了。
金世宗以及在他之后继位的金章宗，这两个皇上汉学的修为都非常之高。
举一个小例子就知道了。北宋的亡国之君是宋徽宗，宋徽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皇上，但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书法天下一绝，就是瘦金体。
金章宗把瘦金体模仿的惟妙惟肖，以至于到了今天有人拿出那个年代的书画文物，一看上面有题字，分不清这到底是宋徽宗还是金章宗的。可见他们的汉化达到了什么程度。
蒙古的崛起
但是金国一旦汉化到这个程度，一个衍生性的效应就出现了，就是蒙古的崛起。这个历史过程肯定跟那童年阴影相关。
怎么相关呢？那个童年阴影的影响太深远了，以至于到了金熙宗之后的金朝皇上，全都放弃了大辽那个二元帝国的政策，建成了一元帝国。
大金一旦被建成一元帝国，那它的自身定位就变了。
所以金朝的统治阶层曾经很明确地说过，我们大金和大辽不一样抄手怎么包，大辽的根基在哪儿？在燕山以北的临潢府，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市下面的巴林左旗一带。
但是我们大金的根基不一样，我们大金的根基在燕山以南的燕京。
这摆明了就是说我们大金的政治逻辑不是草原的，它是中原的。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只要你仍然确认自己有一个草原根基，那皇上势必还是要受到草原军事贵族的约束。
但中原这边不一样，贵族早就没了，这边只有长期官僚统治的历史，贵族是没法跟皇上叫板的。
所以金朝要把自己的统治根基放到长城以南，确认自己是个中原王朝，最大的可能性就在于当年的那个童年阴影，印象太深刻了。
咱们再回想一下前面曾经讲过有一位皇上，他的帝国本来也是个二元帝国，但是他丧失了草原视野，拒绝承认帝国的草原根基，最终就出了大事儿了。谁呢？唐玄宗。
从金熙宗开始，金朝的政策都跟唐玄宗这个风流帝王差不多了，草原视野也全都丢了。
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大金在统治了几十年之后，它居然开始修长城了，你听说过任何一个草原王朝要修长城的吗？
可是大金居然就开始修长城了。而且这个长城修到哪儿呢？一直修到大兴安岭，因为东北是龙兴之地，是老家，这地方肯定得保住。
但是蒙古高原那种地儿给它隔出去算了，草原上一帮蛮夷，不能跟他们混一块儿。
他这么搞什么意思？大金只要保住自己农耕地区的这一小块土地就算了，草原上他放弃了。
大辽帝国是有着二元帝国属性的，它有草原视野，这种草原视野让它懂得如何去有效地利用和操纵草原上的部落矛盾，分而治之，它可以非常好地控制草原。
但是大金放弃了二元帝国，它也就没有了草原视野，那草原的事儿它还能搞得定吗？肯定搞不定。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成吉思汗一下就崛起了，一统了蒙古高原。
在这之后大金面对蒙古帝国的压力，应对得非常之拙劣，看上去完全就像当年大宋面对大金，甚至比那还要差。
到了金朝末年首都被人攻破的那种惨状，比北宋末年的惨状有过之无不及，几乎就是个翻版。
到了这儿金朝的历史就结束了，金朝的历史有点像一个插曲，我倒不是说金朝的历史不重要，而是说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二元帝国的情况之下，一个来自关外的帝国居然主动放弃了二元帝国的身份，肯定没有办法维持住帝国。
在这之后要想组成一个庞大的统一稳定的帝国的话，它必须得是一个二元甚至是多元的帝国。
大金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讲了金太宗因为破坏誓约而被大臣们打屁股，成为了金朝帝国的童年阴影。
受这个阴影的影响，大金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以至于放弃了二元帝国的属性，失去了草原视野。它带来的衍生效应是蒙古的崛起。金朝应对草原势力的攻击，以失败告终。
既然大金失败了，在这之后的历史很快就要进入到元朝了，这是一个震古烁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
今天咱们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有些人在说，元朝不是中国的朝代。
但是通过咱们这门课的讲述，你肯定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元朝的统治者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自己呢？他觉得自己是谁呢？以及推翻
了元朝的明朝，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元朝呢？
把这个东西说清楚，这对于咱们理解究竟何为中国非常之重要，这会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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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讲 从元朝看中国历史的正统性
25这一讲我们来说元朝的正统性问题，来看一看元朝是如何理解自身的，以及明朝人又是如何看待元朝的。
正统性这个事儿对中国历史来说可太重要了，儒家学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正统究竟在哪儿。
同样，我们要想理解一个超越于中原之上的中国，理解一个作为体系的中国的话，正统性这个问题同样也是个核心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文章，它说元朝、清朝都不是中国的朝代，因为它们不是汉族人建的。
这个说法肯定是很荒唐的了，但是很好玩儿的是，这么说的人很多都会是明朝的粉丝，因为明朝曾经有过一个口号，叫做“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它重建了汉人的王朝。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明朝人又是怎么理解元朝的呢？
明朝人如何理解元朝
有一篇复旦大学的姚大力教授写的文章，叫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这个在网上能搜到，我推荐你搜来读一下。
姚大力老师在文章里面引用了钱穆先生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钱穆先生曾经注意到，明朝的人对于元朝的灭亡，并不是从胡汉之分的角度理解的，他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什么赶走了蛮夷，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和以往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他当然说过驱逐胡虏这个话了，但是他经常说的是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元朝虽然是夷狄建立的，但是它统治了天下将近一百年，而天下的百姓全都有赖于元朝的生养。
所以朱元璋在即位诏书里面也说，宋朝统治了中国三百多年，但是后来气数已尽，天命就流转到了大漠当中崛起的元朝。又过了一百来年元朝的气数也尽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明朝获得了天命，但明朝这天命不是从元朝，而是从群雄手中夺得的。
啥意思呢？朱元璋完全承认了元朝统治这一百来年的正当性。
更好玩儿的是当时甚至有一种流言，说朱元璋手下的头号大将徐达奉命北伐。但是徐达快打到北京的时候却故意地放了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房探网。
等到他再班师回朝的时候，朱元璋就责备徐达，徐达就反问朱元璋，就算我已经把他给打跑了，可他毕竟曾经是天下之主，我要真把他抓回来你咋办？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人家曾经是皇上，你敢杀了他吗？你要杀了他，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的天下人对于元朝的皇室没有任何认同，只有仇恨的话，徐达的这种顾虑就完全没有必要。
就算这个事儿是个流言，但居然这种流言能够出现，那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元朝的。
钱穆先生更注意到了，在明朝的初年曾经有过很多元朝的遗民。什么叫遗民呢？遗民就是自愿地认同前朝，而不是本朝，作为前朝遗留下来的效忠者。
打个比方，清朝的初期就有很多明朝的遗民，在民国的初期也有很多清朝的遗民，等等很多了。
在明朝初期的这些元朝遗民，你可别以为他们都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这些遗民里面有大量的是汉人。
非常典型的是一个叫做张昶的汉人，这位兄弟在元朝的时候曾经当过户部尚书，就是财政部长，而在元朝还没灭亡的时候他就奉命出使到朱元璋的地盘。
朱元璋一看这人很能干，就把他留下了，还给他封了一个官儿，封成副宰相，这朱元璋对张昶绝对是有知遇之恩了。只要张昶愿意效忠朱元璋，那前途肯定是一片大好。
但是张昶他就亲口说，自己是“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仍然心怀故国，不愿意真的给朱元璋办事，反倒故意给出了不少坏招，朱元璋最后只能把他杀了了事。
注意这是一个纯正的汉人，他却“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怎
么看待元朝的。那些说元朝不是中国朝代的人，你回到当时试试看。
元朝人如何认识自身
明朝人的这些历史认知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元朝人他们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呢？
当然这个情况就非常复杂了，所谓元朝人的认知，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一个是元朝蒙古人的认知，再一个是元朝汉人的认知，这肯定得分开来说一下。
咱先说蒙古人。对蒙古人来说这事儿也很麻烦，它也有一个双重的认知，一个是从蒙古帝国的角度，再一个是大元帝国的角度。
从蒙古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肯定认为他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帝国下面分了好几支，有统治俄罗斯地区的金帐汗国，有统治中亚地区的察哈台汗国，有统治西亚地区的伊利汗国，还有一个就是统治东亚地区的大元帝国。
但是大元帝国很特殊，大元帝国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大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元帝国是有一种特殊地位的。
而且大元帝国是大蒙古帝国里面最繁荣、最富庶的一支，以这一支为基础，蒙古人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秩序。
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所有这些东西全都被他们给整合在一块儿了，形成了一个空前的东西方大交通、大融合的一个局面。
游牧世界、农耕世界、海洋世界，所有这些地方都在欧亚大陆的规模上被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蒙古帝国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各种古典的帝国和文化，当然它也超越了蒙古自身了。
元朝时的蒙古帝国
这个是大蒙古帝国的角度，可是从大元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必须得对儒家的世界观做一种回应，否则没法统治这么庞大的汉人群体。
那怎么回应呢？最深远的一个动作就是为前朝修史，也就是说写前朝的历史。新的朝代为前朝修史这肯定不是一个草原传统，草原上没谁去写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儒家传统。
对儒家来说只有修了前朝的历史，才能说清楚自己这个朝代是如何继承了前朝的天命，从而才能让帝国的法统获得一个清晰的表达。
元朝在给前朝修史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前面不是只有一个朝代，它前面有宋、辽、金这三个朝代或者说三个国家。那到底把正朔放在哪儿呢？正朔就是正统性，它到底把正统性放在哪儿？
这个事儿很麻烦，如果你把正朔归给大宋的话，那大元的草原身份，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如果你把正朔归给大辽和大金，这从儒家理念上又肯定说不通。
这到底怎么办？人们对这个事儿肯定是争吵不休，结果是从忽必烈的时代就打算修史了，一直到元朝后期一直都没有修成，就是因为这种争吵。
元朝汉人如何认知正朔
那么说到了这儿，咱就又得转过头来看一下元朝的汉人是怎么认知正朔这个问题了。因为很多的争吵都是发生在汉人内部的。
但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是，元朝的汉人对正朔这个事儿也有双重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跟元朝内部人们的身份差异有关系了。
元朝是把帝国内部的人给分成四种，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
南人指的是1279年才被蒙古所征服的南宋的人。汉人是谁呢？汉人是1234年的时候就被蒙古征服的金朝统治之下的人。
当然了，这个汉人里面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汉人之外，也包括那些已经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等。
到了金朝的后期，金朝的人口已经非常膨胀了，全国人口超过了5000万，虽然经过蒙古的征战，人口的损失非常严重，但也还是千万量级的。
其中契丹跟女真人的人口占比例非常之小，主体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汉人，那这个就很好玩儿了。
我们今天的语境之下所说的元朝的汉人，实际上里面包括两个群体，就是元朝
所划分出来的汉人和南人。这个在今天的语境之下很模糊，说不清楚。
所以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在后面用俩概念，用广义汉人这个概念来指汉人跟南人加一块的这个群体，然后再用身份汉人这个概念来指原来金朝统治之下的那个汉人群体。
所以我们要讲当时的汉人究竟是怎么看待正朔问题的，就一定得注意到当时的广义汉人是分成身份汉人和南人这两个群体的，而这两拨人对正朔问题的认知不一样。
在忽必烈统治的时候，大辽早就灭亡一百多年了，所以讨论大辽问题不会触动什么人的感情，大家可以比较客观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大金可是刚刚灭亡了不久，金朝留下的臣民多一半都活着，这些人就是早期的身份汉人。
在南宋灭亡之前身份汉人是大元帝国的主要人口。而这些身份汉人他们接受了金朝的统治已经一百多年了，所以他早就形成了对于大金非常深刻的认同，有很多大金的遗民。
举个例子，比如元朝很有名的大诗人元好问，兴许元好问你没听过，但他的一首诗你肯定听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就是元好问写的。
元好问的高祖和曾祖都曾经在北宋当官，但是元好问本人是生活在金朝中期的，而且他本人在金朝末期也当过官，所以到了大金亡国之后，元好问坚决只作为大金的遗民，不到元朝政府任职。
那么对于这样一群高度认同于大金的身份汉人来说，如果你把正朔给放在大宋，他们就得问一下了，包不包括南宋？假如包括南宋，那大金怎么算？
忽必烈的时候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很沮丧地得出一个结论，大金的地位就和五胡十六国时候的那些胡人政权差不多，只能在宋史的一个小角落里面混个身份了。
身份汉人肯定不能接受这个状况，这谁受得了，这一百多年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身份汉人肯定会坚持正朔在大金，更何况在南宋立国未稳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可以向大金称臣，奉过大金的正朔，那更应该说正朔在大金了。
但是南宋所留给大元的南人，就不能接受身份汉人的主张了。因为如果大金有正朔的话南宋怎么算？南宋就只能在金史的角落里面混个身份了，这肯定不行。
而且大金也是认北宋，它是有正朔的。南宋是北宋的继承人，正朔当然是在南宋这边了。
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在正朔这个问题上完全卡这儿了，没法往下聊了。
政教分离
假如正朔这个问题没法往下聊，那很麻烦，前朝的历史没法修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解决呢？最后索性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就给解决了，谁干的？到了元朝的后期，有个宰相是个蒙古人，叫做脱脱。
脱脱说宋、辽、金这三个国家全都有正统，或者说正朔有仨，而不是一个，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脱脱来说这个事儿很简单，但对儒家传统来说这个做法匪夷所思。正朔只能有一个，因为天命只能有一个，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才会吵得不可开交大西洋战役。
那么脱脱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这里面就有一个更深刻的伦理观念了，就是说究竟什么才叫文明的代表？
对儒家来说必须得讨论文明问题，不讨论文明问题这根本就不叫正朔。而正朔所在就是文明所在，没有正朔的地方就是野蛮人。
但是脱脱不一样，脱脱非常简单粗暴，他直接把正朔跟文明的关系给切开了，对脱脱来说只要你这有个国家，你能组织起来一个政治秩序，你这儿就是正朔，跟文明没关系。
这很好玩儿，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一个政教分离的观念。
要解释一下的是，政教分离首先是一种基本的政治逻辑，它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的价值观。
政教分离所核心关注的是什么呢？政治是否必须通过宗教或者通过文化才能获得意义，还是说政治能够独立于宗教跟文化之外自己就有意义。
如果政治是必须得通过宗教或者文化才能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合一；如果政治可以独立于宗教和文化之外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分离。
在儒家看来正朔就意味着文明所在，这个绝对是广义上的政教合一。但是如果按照脱脱的路数，你这到底有没有正朔，只看你这是否有个国家，这就是广义的政教分离。
脱脱让宋、辽、金都有了正朔、都有了正统，这不仅仅带来了广义的政教分离，这也还带来一个东西，就是中原中心这样一种观念被他给打破了。
政教分离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根本前提，而元朝提前给中国做了一个实验。
本讲小结
说到这儿总结一下，元朝的时候人们对于正统性的问题或者说对于正朔问题的认知，可以分为四种。
分别是蒙古人有两种：从大蒙古帝国的视角和从大元帝国的视角；以及汉人这边也有两种：身份汉人对于正朔的认知和南人对于正朔的认知。
这四种视角加在一块儿，在一个帝国内部同时在争夺话语权，那这个对于正朔问题的讨论或者认知那就非常之复杂了。
这绝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个，你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不是中国的、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这种复杂性有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就是元朝末期的一个学者杨维桢。
杨维桢这个人是非常反对脱脱那种历史观的，在脱脱所主编的宋、辽、金这三部史书刚刚一问世的时候，杨维桢就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
他采取的就是南人的那种史观，认为历史的正朔肯定是在宋朝这边，要顺着北宋、南宋这个脉络延续下来。
他这说法一出来马上国内很多人热烈地支持、热烈地赞成，并且到了明朝建立之后有好多人就试图按照杨维桢的这个说法来重新写宋史，把正朔从辽和金那里给剥夺出来。
但是很奇怪的是，杨维桢本人到了明朝的时候，他却拒绝到明朝政府当中任职，他成了元朝的一个遗民。
这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了杨维桢自己在内心里面对于元朝正统性的一个认可。他对脱脱的拒绝并不是拒绝元朝有正统性，只是拒绝了脱脱认为正朔可以分为多个以及正朔不一定在中原的主张。
讨论了所有的这些复杂性之后，我们再来看那种说元朝、清朝不是中国朝代，因为它们不是汉族建立的说法，这种说法太浅薄了。
元朝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明朝了，明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就是，它非常盛产奸臣，也特别盛产忠臣，这个现象很自相矛盾。
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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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讲 明朝为何盛产忠臣和奸臣
这一讲咱们来讲一下大明王朝。
取个特别的角度，我们看明朝的历史会发现，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特别盛产忠臣，也特别盛产奸臣，几乎每个皇上的治下都会有几个著名的大忠臣和大奸臣。其他朝代很少有这么多的忠臣和奸臣。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老子在《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是说只有家里的亲戚各种不和睦，才能显出来孝子，大家都很和睦的情况下，反倒显不出来；只有政治很糟糕，才能显出来忠臣，在政治清明的情况下，反倒显示不出来。
明朝有如此多的忠臣和奸臣，看来是政治很不清明？可是明朝还有个著名的特征，就是经常是皇上几十年不上朝，帝国还运转得没问题。政治不清明的话，帝国怎么能坚持得下去呢？
要解释这些问题，咱们需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历史中，对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来作个比较，就容易理解了。
皇权和皇帝的权力
要作这个比较，咱们先得区分一下经常会被人混淆的两种权力，就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和作为皇帝个人的权力。
这俩权力不仅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经常还有冲突。不同朝代，它们的冲突方式不一样，明朝盛产忠臣和奸臣，奥秘就在这里。
啥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呢？它是一种以皇帝作为最高首脑的、与贵族或者豪族权力相对抗的制度，官僚体系是这种制度的工具。所以，强大官僚体系的存在，就意味着皇权有了强大的工具，皇权也就很强大。
但是，官僚体系必须是严格按照规则来行动的，原则上来说，皇上个人的意志也不能随便挑战这种规则，否则官僚体系就干不了活了。所以，皇上个人的权力，反过来会受到官僚体系的约束，不过皇上不一定愿意受到这种约束，总想要反制，就会和官僚之间发生冲突。咱们不能把作为制度的皇权，和作为个人的皇帝的权力，给混为一谈。
这个说起来太抽象了，咱们来具体比较下那几个朝代，用几个例子来看看吧。
唐宋：皇权由弱变强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是个豪族社会。豪族强大，官僚体系就弱小，皇权也就不会特别强大。咱们在第十三讲的时候讲过，这是唐朝皇上能够开明纳谏的一个很重要前提，也是隋文帝特别怕老婆的原因，因为他们要想能够统治，就必须与豪族们共治天下。
到了宋朝，进入平民社会，豪族没有了，大宋就建立起远远比唐朝要发达的官僚体系，皇权变得比唐朝强大得多。
这里还要额外多解释一句，皇权的强大，和帝国的强大，是两回事。 皇权是指对内的权力，帝国是指对外的权力。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帝国强大，但皇权并不强大；宋朝皇权强大，但帝国并不强大。
宋朝虽然没有与皇上共治天下的豪族了，但这种共治天下的信念还在，只不过豪族换成了士大夫。也就是说，宋朝人认为应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通过当官僚，来和皇上共治。这种情况下，宋朝作为制度的皇权很强大，因为其官僚体系很强大，但是宋朝皇帝个人的权力并不强大。
宋神宗朝就有个例子。有一次大宋对西夏战争失败，皇上很愤怒，打算杀掉一名对此有牵连的漕运官员，杀一儆百。没想到，宰相根本就不配合，跟皇上说，咱们朝代从来没杀过士大夫，您破这例可不大好。
皇上犹豫了一下，说，那就把他刺字发配边疆吧。副宰相又上来了，说，要这样还不如杀了他呢。皇上蒙了，问，你这话啥意思？副宰相说，士可杀，不可辱！
皇上大怒，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痛快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副宰相也是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这种痛快事，做不得也好。
这个例子里可以看到，宋朝皇帝的个人权力是很受约束的，这不是因为有皇上搞不定的豪族，而是因为有强大的官僚体系，它是帝国的公共工具，体系的规则对包括皇上在内的所有人都有约束力。
但只要皇上的意志和这套规则不冲突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反抗的，就是强大的皇权，这和豪族社会大不一样。
元明：皇帝权力的上升
到了元朝，情况变了，草原上来的皇上不大容易理解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因为在草原上，可汗只能理解两种关系，或者是和其他军事贵族之间的共治关系，或者是和自己的私人奴仆之间的关系。
到了中原，皇上用巨大的财富把军事贵族们都养起来，共治关系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和私人奴仆的关系了。所以，元朝就没有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这种事，皇帝把官僚们都是当成自己的奴仆来对待，皇帝个人的权力远远比宋朝要强大。
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私人奴仆，那主人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哪有那么多规则的约束，要有规则，也是自己的家法，不是什么公共的规则。
于是元朝的皇帝就可以时不时就搞一把痛快的事情，不按套路来，这带来一个反向的结果，就是 元朝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远不如宋朝。
元朝的奇葩诏书，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在元朝中期，皇上曾经给少林寺赐过一道圣旨，圣旨最后一段的原文如下：
“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
这就是当时的大白话啊，告诫和尚们，不合规矩的勾当，别做，敢做就弄你，这就是俺的圣旨，最后一句还依照蒙文语法倒装了一下，“圣旨俺的”。
圣旨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意志的表达，这种公共意志要有一定的规矩，所以咱们看通常的圣旨都是文字非常典雅又庄严，因为这代表着帝国的水准嘛。元朝这圣旨，俨然是个黑道大哥在给少林派训话。
官僚们看着这套打法肯定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配合皇上。结果，虽然元朝皇帝的个人权力很强，但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却并不强，松松垮垮，因为官僚体系跟不上皇帝似魔鬼的步伐，皇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就不强，元朝的社会经济因此相当繁荣。
乃至于朱元璋评价说，元朝之所以会失去天下，就是它对社会管得太松了，这大概和你对元朝的直观认知很不一样吧。
不过，朱元璋也是在大元朝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所以他也经常有奇葩诏书。比如有一次有倭寇来侵犯沿海地区，朱元璋下诏，原文如此：
“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这绝对是史上最接地气的圣旨之一。但毕竟老朱家的皇帝都是出身中原了，他们能够理解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公共工具，所以明朝的官僚体系高度发达，这就意味着作为制度的皇权是非常强大的。
而有了元朝统治的历史，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信念也被打破了。所以，明朝的皇帝不能允许自己被官僚系统过分约束，不能太给那些士大夫们脸了。皇上一直努力要建立一套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直属于皇帝个人的系统，这就是由太监们主管的东厂、锦衣卫等等各种系统。
这套系统是不按官僚体系的逻辑运作的，只按照皇帝的个人喜怒运作。 明朝有很多为害天下的大太监，这并不是因为皇上个人没权力，而恰恰是因为皇上个人有权力，大太监们的权力只不过是戴着面纱的皇帝个人权力而已；皇上一发怒，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也随时会被弄死。
比如，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权势最大的时候，曾经有人说，咱们大明有俩皇帝，一个是坐皇帝，是咱那正牌皇上，还有个立皇帝，就是站立着的皇帝，那就是刘公公。
有人曾经考证，刘瑾贪污的财富，让他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但你再首富又能怎么样？后来皇上一发怒，直接把刘瑾就给凌迟处死了，就是给剐了。
而且刘公公绝对是个人才，就连被剐也要创造纪录，他是史上被剐刀数最多的人，一共剐了3357刀，整整三天才弄完，中间刘公公还喝过几大碗粥补充体力。
明朝：皇权与皇帝权力的大冲突
不过，明朝盛行大太监，反过来也证明了明代的官僚体系的强大。它对作为个人的皇帝的制约力度相当大，否则皇上对作为打手的太监也没这么大需求。
制度性的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权力，两者之间的冲突，从未像明朝那么大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了。
宋朝的忠臣和奸臣就没明朝那么多，宋朝比较多的是名臣。名臣是啥呢？就是相对较少地受到乱七八糟的影响，能够认真干事。
但是明朝的大臣们面对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影响太多了。作为个人的皇帝，总要通过太监们搞一搞事情，有些人就会攀附上去，形成一系列奸臣。
刘公公的攀附者还发展得不到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是明末魏忠贤魏公公为首的阉党。不过客观来说，也不是攀附了阉党的就一定是奸臣。因为魏公公权力太大，你要想干点事，不把他哄好是不行的，但是只要哄他，就容易被人给指责为奸臣阉党了。
而能够坚持原则的人，就是忠臣，但是忠臣很多精力要放在和奸臣的对抗上，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对抗，也不得不结成党派。结党之后，个人的原则也不得不受到党派原则的约束。忠臣到底是不是个好的大臣，这事也不好说了。
所以，明朝的政治，越到后来，越糟糕。 忠臣和奸臣分别结成党派，但实际上党派本身与道德没多大关系，只和结盟的需要有关系。面对着紧迫的国家大事，一方提出应对方案，另一方往往会对人不对事地大肆批判，对问题的讨论于是又迅速堕落为党争。
到了帝国晚期，局势极为艰难，需要作出一些重大的政治决断，但是各种党争，已经让帝国的决断能力瘫痪掉了。
崇祯皇帝曾经有一系列机会能够把局面挽回来的，比如：
李自成曾经想要跟朝廷讲和，讨个大大的封赏就行；
皇太极也曾经想和大明讲和，多要点岁币就行；
在局势极度危难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迁都南京，那边有一整套现成的官僚班子，因为最早明朝的首都曾经就是南京嘛，要崇祯别困在北京，必须留得青山在。
所有这些提议，都能给大明王朝续命，但是在党争当中，一个也通不过。因为一定会有另一派的人站出来骂街，说出这主意的是卑鄙小人。
党争把人的道德心性也败坏掉了，最终一帮人都眼睁睁看着帝国大厦崩塌掉，等李自成和大清先后进北京了，再去攀附新的力量。
甚至到了这会儿，有王爷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却根本没法搞成南宋那样，大家仍然在党政当中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只好投降大清了事，少数不愿投降的就战死拉倒。
清朝：明朝官僚体系的继承
到了清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明朝的官僚体系。而清朝的皇上也不打算被官僚体系所约束，但是他们用不着通过太监的力量来对抗官僚体系。
明朝的皇上之所以必须用太监，在于他们必须找到只依附皇上、不依附官僚体系的人。也就是说，和皇上有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的人，才能放心使用。
大清的皇上们不用太监，也有这样与自己有紧密的私人关系的人，那就是自己的包衣奴隶以及满蒙八旗的人。
不要以为包衣奴隶就是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苦命人，他们经常是主人的心腹，比如雍正朝著名的年羹尧、李卫等人，你要是看过《雍正王朝》电视剧，对这俩名字应该不陌生，他们都是雍正的包衣奴隶。
这些包衣奴隶以及满蒙的八旗子弟，都和皇上之间有着一种私人性的认同关系，这和一般的汉人官僚是不一样的：
前者对后者可以形成制约；而包衣奴隶和八旗子弟们又在真正意义上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所以私人认同关系并不会使得官僚体系的运转受到严重干扰。
这样，清朝的制度性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性权力都很强大，但这两种权力却没有像元朝和明朝那样发生严重的冲突。所以，大清治理的水准比元朝和明朝都要好些。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最核心的就是，作为制度性的皇权，与皇帝的个人权力，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们之间的冲突关系，在不同朝代都不一样，而明朝正是两者冲突最剧烈的一个朝代，所以盛产忠臣和奸臣。
但是，明朝的兴盛和衰败，有着很复杂的逻辑，不能仅仅用它的官僚体系这一套来解释，它还和世界局势的变迁有着深刻的关联。
中国从这个时候起，就和世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联系了。这就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世界格局的变迁与大明国运的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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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讲 美洲的白银与大明朝的国运
27这一讲咱们来说一下，世界格局的变迁与大明王朝的国运。
看明朝的历史，咱们能发现，在明朝初期，民间社会受到朝廷很强的压制，社会活力一般般；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却有了发达的民间社会，活力巨大，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不亚于大宋。
这前后的区别，和明朝所面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深刻关联。今天咱们就来解释下这个问题。
伊斯兰世界白银短缺与元朝的瓦解
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明朝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货币作为传导机制。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还得再回头看看元朝。
元朝重用来自西域、中亚地区的色目人来理财，咱们在第十五讲说过，这些人是古代和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人群体之一，他们太擅长做生意理财了。
这些色目人做生意天然是以整个欧亚大陆为思考单位的，所以元朝的理财高官也不是以大元帝国为单位，而是以横跨欧亚大陆的整个大蒙古帝国为单位，来琢磨怎么进行资源调配，怎么促进商业流通。
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几种要素都被整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秩序。
这个时候，伊斯兰世界的白银很短缺，白银在中亚和西亚的购买力比中原地区高得多。于是，在大蒙古帝国通盘调配的逻辑下ake小包子，中原的白银就源源不断流入到中亚和西亚地区。欧亚大陆西部的经济，因此在中世纪后期获得了活力，但是中原地区就遇到麻烦了，货币严重短缺。
于是元朝又发行纸币作为通货，但是帝国政府根本就控制不住发行纸币的数量，这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原的老百姓一看，你这纸币这是什么破玩意啊，根本不靠谱嘛，没人愿意接受纸币，结果中原的货币就更加短缺。
货币短缺就会导致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时候，东西变得越来越便宜。不要以为这是好事，人们一旦遭遇通货紧缩，就会不愿意进行生产了。因为在生产的时候，预计这东西能卖一百块钱，毒奶色我就投入了八十块钱，结果由于通货紧缩，等生产完了，这东西已经跌价只能卖八十块钱了，那我还生产干嘛呢？
所以通货紧缩会导致经济萧条。大元帝国运气也是糟糕得很，到了朝代后期，又赶上黄河决口，连年大水灾，朝廷没钱救灾，只好发行更多的纸币，这又进一步败坏了纸币的信用，经济更加萧条，形成了恶性循环，元朝的统治最终就瓦解了。
明朝应对白银短缺的户口制度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严重的货币短缺。这会导致经济大萧条，而明朝面临的萧条问题比元朝还要严重。这是为什么呢？
在元朝的时候，货币虽然短缺，但是对产品的需求还在，因为它能够以帝国为主导，推动中原与中亚和西亚的贸易过程。如此远距离的贸易，风险成本很高，不容易运转起来，但是有了帝国政府在背后做推手，就能运转起来，从而使得中原经济获得外部需求的拉动。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掉货币短缺的问题，经济萧条可以获得缓解。
但是明朝一立国，就意味着与中亚和西亚的贸易中断了。没有了外部需求的拉动，货币又不足，内部经济立刻会陷入困境，明朝就算想要让市场经济像大宋时期一样运转，也根本做不到。
因为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前提是足够的货币，货币是交易的中介，没有足够多的中介，市场交易就没法足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于是，朱元璋立国后的一个特殊政策就起了作用。这个政策把老百姓给分成四种户口，分别是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四种户口就是四种职业身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继承，不得更改。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评论说，朱元璋这是用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作为全国的标准，取消了商业经济，以农民为主体把国家给统一起来。
但考虑到货币问题，我们能看到朱元璋这一政策的另一种效应。他把人口按照职业进行划分，又不许人们改换身份，这相当于事先规定了每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关系；他还规定老百姓没事不许外出乱走，去到离自己家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就要申请。
这些政策加一块，搞出的差不多是一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正是这种准计划经济，才能应对货币不足的困局，因为准计划经济本来对货币的需求量就很小嘛，以货易货就行了。
大明能在立国后不过十年的时间便恢复经济，这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指望像宋代那样通过市场活动完成经济恢复，反倒很可能会出大问题，因为没有货币，市场经济没法展开。
对应地，明朝初年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控制形式，朝廷肯定会对民间社会形
成很大的压制，社会活力就不用太指望了。
但是，朱元璋的设计有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各种职业身份的比例关系，在他刚设计的时候也许还能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可他没法确保每一职业身份的人都是干一行爱一行，更没法确保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繁衍的速度是完全一样的。
时间稍长一点，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繁衍速度不一样，四种户口的比例关系就会出问题。再加上有不爱自己这一行的人，跑出去干别的了，而政府又没法长时间盯着每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职业来干活，四种职业的比例关系就更有问题了。
这就使得明朝初年的准计划经济，在运转了几十年后，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
到了这会儿，就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让社会健康运转了。但是市场经济需要有足够的货币，明朝缺的就是货币，咋办啊？
朝廷也动了些心思，像大元一样开始尝试发行纸币，但大明也控制不住自己滥发纸币的冲动，很快就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彻底没人要，所以尝试了若干年后，也只能放弃这个办法了。
美日白银与明朝的灭亡
最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依赖于世界的变化。
在明朝统治到中间阶段的时候，欧洲人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到嘉靖年间，西班牙人在其美洲殖民地，今天的玻利维亚一带，发现了一个规模超级巨大的银矿。比美洲银矿的发现略早一点点，也是在嘉靖年间，日本也在其西南部发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银矿。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的发展，大明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成为销往欧洲的顶级奢侈品；对日本方向，嘉靖朝仍然坚持着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寇肆虐，这些倭寇首先是武装走私商人，到了嘉靖朝之后，放弃了海禁，倭寇就变成了合法商人，明朝的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
美洲和日本这两大银矿的白银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大明的经济一下子获得了双重的刺激。一重刺激是，有了来自远方的市场需求，这就能够刺激本土经济发展，就像当年大元帝国组织起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贸易一样；另一重刺激是，远方的需求还带来了大量的贵金属货币，大明的市场经济一下子就被刺激起来。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朝后期，江南一带的市场经济极为繁荣，民间社会高度发达。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至此已经与全球历史深刻地嵌合在一起了。于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国运，大明的灭亡
也与此有关。
咱们在第十讲的时候曾经说到过，明清之交的时候，正赶上进入一个小冰期，温度骤然下降，导致游牧者南下。但大清在真正有机会入关之前，并没想到自己能够征服天下，因为大明还是太庞大了，关外的大清和它比起来非常之小。除非是大明自己遭遇到严重的内部问题，大清是不会有机会的。
而大明这会儿真就遇到内部问题了，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供给出问题了。
1618年到16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战争，叫做“三十年战争”，战争的主角之一就是西班牙帝国。来自西班牙所属美洲的白银，这回都流到欧洲去做军费了，流入中国的大量减少。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明朝后期，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对银矿也开始进行控制，日本方面流入大明的白银也大幅减少。这里可以插一句，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军费主要就是来自这个银矿。
欧洲和日本方面的政治秩序变化，却影响到了大明的货币供给，明朝末期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开始萧条，财政也严重地吃紧。
要命的是，小冰期来了，北边游牧者南下的压力开始变大，大明帝国内部又是民变四起，张献忠李自成啥的全出来了，朝廷不得不更多地征税来应对这些问题。
更要命的是，白银短缺了，铜钱的数量却没发生大的变化，这导致大明内部的铜钱相对于白银发生贬值，因为铜钱的相对数量变多了；老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主要是用铜钱，朝廷从老百姓那征税，却是按白银来核算和征收，百姓必须把手里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
可是铜钱贬值了，这就意味着税率变得更高。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老百姓只好就投奔李自成去了，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加速度式地冲向了悬崖，最终亡于大清。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这一讲的核心内容就是，大明的国运变迁，和外部世界的秩序变迁之间，有着深刻的联动关系。
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不能再以中国为单位来理解中国历史的问题了，而是必须进入一种世界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再看看取代了大明的大清，虽然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已经在沈阳称帝了，但他并不是说自己就能取代大明皇帝了，而是认为自己继承的是大元皇帝的统绪。入关之后开车精灵，满清认为自己同时继承了大元和大明两个统绪。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这就是咱们到下一讲的主要内容，雪域高原如何改变了蒙古世界的历史命运，藏传佛教怎样帮助大清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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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讲 藏传佛教怎样帮助大清入关
28上一讲咱们留了个引子，说到大清在入关之前，就已经继承了元朝的正统，入关之后又继承了明朝的正统，就把两个正统给整合在了一块。清朝继承明朝的正统性这个好理解，但是大清入关之前就继承了元朝的正统，这个就得解释一下了。
大清入关依靠的力量是啥呀？你可别说是吴三桂把它引进来的，大清入关首先是得自身有力量。
大清自身的力量来自什么呢？不仅仅是来自满洲八旗，而是来自满蒙联盟，就是满洲人和蒙古人结成的一个紧密联盟。
而之所以蒙古人肯买满洲人的账，首先是因为皇太极继承了元朝的正统肖珠。说到这，你就明白这个事情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了。
西藏和蒙古的联动关系
那么，叱咤风云的蒙古人，为啥会接受满洲人作为他们的大汗呢？
这个还要从西藏说起，西藏和蒙古在历史上也有好几次互相支持、互相联合的过程。
正是这种蒙藏联合，让雪域高原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藏传佛教也因此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才有了达赖喇嘛这种制度的出现；
反过来，这个过程也让蒙古草原上的精神世界陷入分裂，随后开始了长时间的内斗。于是，大清趁机抓住机会崛起，形成了新的军事联盟，也就是满蒙联盟。这才有了后来入关征服中原的可能性。
雪域高原和草原世界互相影响的过程，就是咱们这讲要讲的主要话题。
蒙古高原的继承逻辑
咱们先来看看在明朝的时候，蒙古高原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看到朱元璋的大军北伐，觉得打不过，于是自己主动逃离北京回到草原上。
但是他并不认为元朝已经灭亡了，而只是认为元朝统治的地盘变小了，中原丢了而已。元顺帝及其继承人在草原上以元朝的名号继续统治，史称北元。
但是这些蒙古大汗已经没能力控制草原上的众多蒙古部落了，部落彼此之间经常各种混战。
不过，蒙古人有了统治中原的一百多年历史，继承逻辑跟原来在草原上的兄终弟及的顺序早就不一样了。虽然草原上一片混战，对于谁有资格当最高的大汗，各个部落却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只有黄金家族的人，才可以当大汗。
什么叫黄金家族呢，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后来，这个概念又进一步窄化，只有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这一脉的后代，才算黄金家族。黄金家族中，又是长子这一支有优先继承权，其他人只有在该脉找不到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才有继承资格。
历史上，中间偶尔也有会其他不符规则的人夺取蒙古汗位，但没多久，汗位还是会回到正统继承人手中。
只要各个部落对于法统的唯一性有共识，蒙古人的精神世界就仍然有一种底层的统一性。在北元后期开始，正统大汗固定在了察哈尔部，只有这个部落的首领才能成为大汗。
蒙古世界的法统分裂
但是，在16世纪中期，也就是明朝统治的中后期，出现了变化。
黄金家族的小支当中崛起了一位英雄，叫做俺答汗。俺答汗非常能打，带领着自己所属的土默特部，几乎统一了整个漠南地区的蒙古诸部落。赶上这个时候正统大汗的武力不大灵光，就被俺答汗给排挤到了东蒙古地区。
俺答汗几乎成为蒙古诸部的共主，但是因为血统的问题却不能当大汗，这个让他感觉很不爽，于是开始动了别的心思。
俺答汗在继续征战的过程中，一路打到青海，在这里发现了新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实际上有很多派别，而让俺答汗发现机会的，是其中一个派别格鲁派，也叫黄教。
雪域高原上教派众多，有红教、白教、花教，等等。黄教格鲁派是在15世纪初期建立的，但跟其他教派竞争的时候一直很痛苦，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外援。
于是，1578年，在一个精心安排的场景中，俺答汗和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进行了一次会面，这次会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俩人一见如故，索南嘉措说他一眼就认出，俺答汗是元朝开国君主忽必烈转世，而俺答汗则一眼认出，索南嘉措就是曾经大元帝国的国师--八思巴转世。
八思巴是一位很有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在三百多年前，忽必烈和八思巴曾经曾结成过师徒关系，那是蒙古草原和雪域高原发生的第一次相互塑造的历史。
俺答汗和索南嘉措，认为他们的这次会面，就是当年那对师徒的转世重逢。于是两个人互赠尊号，索南嘉措把忽必烈的汗号赠给了俺答汗，俺答汗则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意思是拥有如大海一般广阔智慧的高僧上师。
今天咱们所知道的达赖喇嘛制度就此建立了起来。格鲁派有了强力外援的支持，很快就压过了雪域其他的教派。
俺答汗这回痛快了，他是忽必烈转世，这可比什么正统大汗都要更加正统，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了。
不过，为了让人们都接受这一点，必须要让大家都接受藏传佛教才行。所以，俺答汗开始极力推动藏传佛教在草原上的传播。这一次，藏传佛教终于成为蒙古普通百姓的信仰了。
然而，一个衍生性的效果就出现了，等到大家都信了藏传佛教之后，活佛可以向草原首领授予可汗尊号这件事情，也就被普遍接受了。
问题是黄教里面不只有一个活佛，高原上也不止黄教这一个教派，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草原上有若干个黄金家族小支的部落首领，甚至还有并非黄金家族的部落首领，都通过成为某个活佛的檀越，就是施主，而获得了可汗的尊号。
蒙古世界的统治正当性，也就是法统就此分裂了，那种精神世界的底层统一性也就破掉了。
蒙古内斗促成的满蒙联盟
蒙古世界的法统分裂，严重削弱了蒙古对于东亚世界的影响力，这就给了大清崛起的机会了。也就是开头说的那个问题，皇太极获得了机会夺得元朝的正统。
这个还是跟蒙古的内斗有关，这个内斗又是跟藏传佛教的一系列影响有关。
蒙古内斗的核心人物是林丹汗，他是在17世纪初期登上察哈尔部的大汗地位的。注意啦，他是察哈尔部的大汗，这可是黄金家族的正牌大汗。林丹汗也是个雄才大略的人，而俺答汗的后代则不那么强大了，林丹汗便决心要重新恢复正统大汗的地位。
但是他也得面对黄教已经是蒙古人普遍信仰这样一个事实。林丹汗也信仰黄教的，为了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支持者，他组织人把大量的藏文佛经译成了蒙文，这样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掌握蒙古地区的黄教解释权，从而统合其他蒙古部落。
光是掌握精神解释权还不够，还要在军事上把不服的挑战者压制住，所以林丹汗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但是，那些不服的部落根本就不理林丹汗，一旦打不过，就投奔女真人去了。这下把林丹汗气坏了，我帮你们建立更完整的精神世界，却没人买我的账。既然黄教不能给我带来帮助，我干嘛还要信黄教。
林丹汗正在郁闷中，另一个蒙古部落喀尔喀部有一位好兄弟却图汗来找他，跟我一块改宗得了，别信黄教了，改信白教的红帽派吧。
林丹汗一气之下跟着却图汗改了宗，这下别的蒙古部落更排斥他了。皇太极趁机联合这些蒙古部落，在1634年一举打败林丹汗，成为满蒙两大族群的霸主。
但这会儿皇太极还没能继承元朝的正统，必须得拿到元朝留下的玉玺才行，但玉玺还在林丹汗手里。
这会儿被打败的林丹汗去哪了呢？要说林丹汗真是个英雄，他在这会形成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战略。林丹汗带着仍然忠诚于他的部众逃往青海，计划在这里和他的好兄弟却图汗会师。俩人加一块手上就有将近十万人，这支力量可以横扫雪域高原了。
林丹汗计划凭这支大军攻入西藏，以千钧之力灭掉黄教，扶植红帽派，一举掌握住雪域高原的精神秩序。然后，再逆袭回蒙古，扫平已经丧失了黄教精神世界的蒙古诸部，一举成为横跨草原与高原的霸主，同时掌控政治秩序与精神秩序，雄踞整个内亚世界。
这个大胆的战略如果能够成功，会结合起高原与草原两种力量，将会对东亚其他力量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从汉武帝开始，中原帝国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防止草原与高原联合起来，以免受到一种战略包围。
汉武帝为了防止草原上的匈奴和高原上的西羌形成联盟，不得不攻占河西走廊，把它们隔开，而为了保住河西走廊，又不得不通西域。
河西走廊地图
林丹汗的战略极有想象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到了青海没多久就染上天花病死了，伟大的战略无疾而终。
林丹汗死后，他的家人无处可去，只好又回到老家投降了皇太极，并交出了大元传国玉玺。皇太极于是登基称帝，成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共同的大汗，满蒙联盟的军事基础就此成立。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雪域从草原方向获得政治秩序的输入，使得雪域内部的教派秩序发生深刻变迁。
草原则从雪域获得精神秩序的输入，这个输入却在蒙古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给了满洲人以崛起的机会，满蒙联盟成为大清得以夺取天下的重要基础。
但不要以为大清的天下就是靠满蒙联盟的战争能力维系的，实际上，大清帝国经过多年征战，把汉满蒙回藏全都纳入了中华帝国的统治之下，这背后有一系列极为高超的治理技术。
没有这些政治智慧，大清根本就维系不了如此庞大的帝国，今天的中国也无法继承一个庞大的领土。
那么，大清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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